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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视野
 
晋商的极致与中庸
 
 
  人说山西好风光,十年不变尘土扬。如今,各路商帮哗啦啦地寻根问祖,跑马正欢。晋商无疑声势浩大,大旗凛凛。有人歌颂,有人沉默,有人喝着山西老陈醋感怀祖上阔绰日子,有人哼着山西梆子重走西口之路……在一片喧嚣扰攘中,乔致庸就这么从历史尘埃中踱步而来,驻足大院之内。
  走近乔致庸,一介儒生布衣。
  他淳厚好学,考中秀才,有着大多数儒家士大夫大隐于朝、忧以天下的济世情怀。他秉承儒家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的品格,以“诚”为人处事。“诚”是中庸之道的核心,“诚之者,人之道也”,“ 诚者不勉而中,不思而得,从容中道”。简而言之,中庸之道即要“无过无不及”,把握好度,处理好任何事物的内外关系,仁以对人,义以对己。
  走近乔致庸,一代晋商翘楚。
  他临危受命,弃学从贾,力挽乔家于“高粱霸盘”的困境之中,几度商海沉浮,几番纵横捭阖,终成就名满天下的乔东家。他是纯粹的商人,“货通天下,汇通天下”是他的墓志铭;他把商业梦想做到极致,“无民不稳,无商不富”是他的从商宣言。
  争名者于朝,争利者于市。他似乎又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,他认为无论做任何的生意,首守信,次仁义,最后才是取利。这样的商业伦理顺序,无不透着士大夫的操守。可以说,乔致庸是儒商的典型代表,他一脚踏在商海,一脚却留在庙堂,融合了极致与中庸。暂且不论晋商寻根的是与非,反思当今唯利益至上的商场,我们应该学习乔致庸的商业智慧,做有大情怀的企业家。
 
以儒兴商
 
  乔致庸饱读诗书,如果不是长兄的溘然长逝,他也许能居庙堂之高,成为一代名臣,抑或一代诗人。诚如他晚年回忆道:“如果按照自己的路走,何尝不是一个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呢?”自古“士农工商”,商业在末位,商人在社会地位中是少有话语权的。儒家提倡“学而优则仕”,但乔致庸则认为国家无商不富,但同时又贾而好儒。半路出家的乔致庸,从接管复字号伊始,就坚守一个原则:以儒兴商。
  在商言利,乔致庸逐利却又不“喻于利”。他崇德尚义,远比其他商人更重视儒商的美德。乔家店规就是“ 信、义、利”,以义为先,以信为本。经济学家梁小民,在总结晋商的成功秘诀时,认为诚信是晋商企业文化的根本。“民无信不立”,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,交换的基础就是双方的诚信。耳熟能详的“胡麻油事件”,乔致庸宁愿忍受当前利益的巨大损失,也要挽回信誉,因为他知道商誉无价。
  任何商业活动的根本都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。交易双方有消费者,有合作伙伴。交易的前提是诚信,目的自然是取利。然而,一个好的商人和坏的商人的区别是前者虽逐利,予人亦有利,后者所逐之利,往往是害人之利。正所谓善于利人者,可赚得盆满钵满,不善于利人者,则赚些蝇头小利,甚至不赚任何钱。乔致庸在疏通南下茶道时,把一斤一两的茶砖当一斤贩卖,不仅予合作伙伴以利润,更铸就了信誉,大获全胜就水到渠成了。在当前浮躁的商业社会中,大多数人往往只注重结果,则忽略了前提——诚信的重要性。管理大师德鲁克也强调企业的宗旨不应是利益的最大化,而是为客户创造价值。凡是予人方便之处,便是商机,乔致庸深谙此道,用儒家的仁义诚信践行着商人利人利己的理想。
 
知人善任
 
  “21世纪什么最贵?——人才。”
  这句话貌似调侃 ,却掷地有声。得人才者得天下,在商海中,道理亦是如此。人才问题,根本来讲就是人心问题。“收买”人心,总是被误解为贬义词,然而聚拢人心则是在稳固利益。概言之,买人心就是买利益。因此,善于用人是商战兴衰的法宝。儒家用人的指导原则是“任人唯贤”,“唯才是举”,乔致庸也是这么做的。
  在乔家风雨飘摇之际,乔致庸大胆启用文盲马荀。虽马荀目不识丁,却经营有方,使得粮店连年盈利。乔致庸看到了马荀对业务的熟悉,有经营领导之资,遂让他出任大掌柜。所谓“千里马常有,而伯乐不常有”,在当时的商号里,能写会算的人很多,乔致庸却不拘一格,用人不疑。其实上帝分给每个商人的机会都是一样,只是能够发现的视力不一。
  当然,发现人才之外更要学会留住人才。经济学家认为,任何一个国家、地区或是企业,人才外流的力量来自两方面:一是外部精彩世界的拉力,一是内部糟糕环境的推力。一般来说,人有不愿流动的惰性,但在这两种力的合力之下就很定论了。乔致庸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问题:“为什么总是能干的伙计辞号?”留人留心,他迅速调整了利益格局,改革了用人制度,给商号内所有的伙计“一厘”的身股。这种重新分配利益的股份是一种赠与行为,更是一种奖励方式。乔致庸首肯了经营中人的价值,不仅掌柜有身价,伙计也有身价。给员工部分股权意味着将员工的利益与企业挂钩,同时员工也分担了企业的部分风险。这种激励的方式,不仅给予员工以利润、提高了他们的地位,更实现了双赢的局面。
 
天下为先
 
  天下者,乃天下人的天下。
  大德如斯。乔致庸不只是一个逐利的商人,追求财富不是他的最终目标。作为熟读诗书的儒生,“达则兼济天下”是他的价值取向。他虽步入商海,“士”的情怀却一直萦绕心中。所谓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,乔致庸试图用极致的商业活动完成他兼济天下的梦想,因此他致力于“货通天下”和“汇通天下”。
  按常理而言,在那个年代,分号做到全国40多家已是件不易的事情,乔致庸可以沾沾自喜,光耀门楣了。然而,他的毕生追求就是做一个“心里装着天下的商人”,以强国为本,以富民为务,为天下聚财,为苍生造福。作为晋商的代表,乔致庸不只为自己取财: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平定西北时,所需的军费都是乔家提供的;当他偶然获得百年商路地图时,舍身远行,南下贩茶,北上与俄商洽谈;当他远赴恰克图时,考虑到携带大批银两不安全,就换成了银票,从中看到了银票的机遇,喊出了“汇通天下”的口号。可以说,当产业经营到极致,开票号势必成为他有意识的行为,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起来,就能实现“货通天下”的理想。
  “汇通天下”与“货通天下”的本质不同在于前者涉及国家经济命脉,有很高的行业风险,仅凭一人之力是很难完成的,况且在那个年代由商人来经营朝廷的银两,实属犯了“商家之大忌”,很难被统治者看做是正道。然而,乔致庸却力排众议,秉持为天下的情怀,坚持实行“汇通天下”。他虽不是票号业的祖师,却率先成就了票号业的全国性扩张。
  人生本就一出戏,所谓功成名就不过是成功地选择了一个充分展示个人价值的角色。乔致庸弃学从商,发挥晋商的极致与中庸,完成了华丽的转身。(张丽娟)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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